不要让恐怖的现在引领恐怖的将来
常熟市冶塘中学 刘工昌
2005年11月至2007年6月，不到两年时间，河南省汝南县三个孩子相继毙命，死于同龄的孩子手下。这是6月18日一名叫赵帅的初一学生死时的惨相，这时他才14岁。而就在那个早晨，当人们在草棵子里看见赵帅的尸体时，四个参与殴打的“高中部的”学生刚刚溜到校外去买烟、吃零食——这一天对他们来说，与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2007年07月12日河南汝南少年杀人事件：两年内三孩子相继毙命）
这里我突然想起同为 南方新闻网旗下的《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道。
2005年1月14日这天，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2004级机务系机电一班学生17岁少年周某在学校宿舍被同学打死。从下午4时到6时，他共遭到13个同学连续殴打，直至昏迷不醒被送到医院。（见《南方都市报》12月31日“13学生连续殴打同学致死获缓刑返校学校愿监管”一文）
事件的起因是周某偷了同宿舍阿源的手机，又说是受同级二班的阿晨指使，并且反复无常，并由此得罪了两班人，我们来看看这两边的人是怎么把他们的同学活活打死的：
12个人将周某按倒在床上狠揍，随后，阿源等人以这是自己班上的事情为由将周某押回宿舍。-----人高马大的阿沛上来一拳一脚就将周某打趴地上，阿源等8人跟着也轮翻殴打。这次“私刑”一直持续了近1个小时，周某曾先后两次昏迷。第一次昏迷时，阿龙先用水泼向周某------阿沛最后将周某抱起来，狠狠地往地上摔，“砰”的一声，周某后脑重重地磕在地上------（以上引文均见报道）
同样是在学校，同样是为一点小事，同样是出手凶狠，致人于死地，同样是打死了人毫无慌张悔痛之意，就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这哪里是学生简直是《红岩》中审共产党人的军统特务；这哪里是学校，分明成了肆意任行的打斗场和私刑泛滥的渣滓洞。可这里偏偏是教育人与人为善的学校，他们偏偏是正接受教育的学生，而且还是年龄未满18周岁的孩子。就是他们光天化日之下，用最惨无人道的手段，剥夺了一个朝夕相处的同学的生命。未满18岁的年龄，在人们眼中该正是一生中心地最为善良纯正的时候，可他们却作出了连那些凶残的成人暴徒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举动。而未满18岁的年龄最终成了他们逃避正义报复的防弹衣。在这班孩子身上，我们悲哀的发现，人类积聚了几千年的的精神遗产——善良、宽容、尊重、与人为善，在他们身上都断然无存。我们惊奇的看到，今天许多孩子身上已看不到半点为人的道德底限。
在媒体和教育专家们看来，这往往是个别现象，而在事后网友们的议论看来，这些却是最平常不过的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无法接受两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我尤其不能忍受的是，那些伤人者对生命如此冷漠与轻视的态度。是什么让这帮孩子如此肆无忌惮？这些在家长眼中善良的孩子为何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把责任一股脑儿的推给学校和家庭往往是最方便最安全的，也是教育专家和媒体一贯的做法，真是这样吗？
我是一个老师，你可以说我们能力不够，可以说我们观念不新，但就为学生所做的而言，我可以捂着良心告诉你，我们今天所做的要比当初我们的老师为我们所做的下的工夫大的多，同样的，今天的家长也要比当初他们做孩子时他们的父母为他们所做的多的多，可结果却是我们大家都不愿看到的。这似乎正应了老子的那句话“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不会直线前进，到了一定界限就会转到反面。所以本来要损害某物，结果却可能帮助了某物的发展；而本来要扶持某物，结果却损害了它。）从教育的角度讲，上述现象决不是孤立的，带有很普遍的意义。它似乎在警醒我们：为什么我们花了如此大力气的教育总是不能出现令我们满意的效果，为什么我们在学校精心灌输的那些东西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显得如此不堪一击，为什么我们的受教育群体总是很难向我们所预料的方向反而呈现与希望相反的方向呢？
我们必须要认识产生这种现象的真实原因，首先要弄清他们的身份。这是一群学校教育的“另类”，就是指那些在学校不怎么听话让各个老师都特别头疼的孩子，这班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往往是最让老师头疼的。在一个特别崇尚成绩的圈子里，他们总是时不时地承受着家长的责骂，同学的鄙夷，老师的冷眼。对他们中间的有些人而言，一次次被叫到办公室的神经轰炸促使他们处若泰然，对各种歧视与羞辱已习以为常，这倒锻造了他们极为过硬的心理素质，至少不会对社会抱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指望，真踏上社会后能从容应对社会的各种风险挫折，看起来似乎比那些真正走科帮道路的人反而更能适应社会，有道是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最终走向了社会的对立面，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今天，在城市边缘、城镇、农村的广大地区，游荡着这样一群幽灵，他们都是社会的弃儿，学校以一个美丽的诺言把他们哄大后就匆忙抛给了社会。而社会又缺乏一个完善的吸纳分解他们的机制，他们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社会无业游民，得过且过，拉帮结派，偷、抢、绑、嫖、吸毒，无恶不作，信奉不劳而获的实利主义和成王败寇的江湖义气，经常以出格的装扮言行来引起人们的注意，成了传统教育的最终叛逆者。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大多本质并不坏，他们本身对社会也并无太多的偏见，有些人甚至还曾抱有十分美好的理想，之所以最终沦为这样，原因是复杂的。
尽管可能或多或少受所谓的香港古惑仔电影或西方享乐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他们的出现却是与20世纪5-60年代西方“垮掉的一代”有本质的区别。“垮掉的一代”是战后物质生活极度繁荣的一代精神生活极端空虚迷茫，以消极扭曲的表达的对病态社会的病态反抗。而我们的孩子大多是生计上毫无着落，封闭僵化的教育环境又根本无法满足青春期特有的反叛求新意识的结果。
还在义务教育的后期，由于他们各方面的越来越难以令人满意，在一次次的劝说、恐吓、甚至暴打都失去了作用后，所有对他们曾经抱有希望的人老师、班主任、朋友甚至父母都失去了信心。很快的，家庭对他们的强制约束力越来越松，而一旦脱离义务教育这最后一块带点强制约束力的地方，他们的堕落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小小年纪的他们是很难抵挡得住来自方方面面的诱惑的。同时由于生理心理的不成熟，过早的接触社会，面对转型期惊人的社会差异难以适应时很多人都会显现出一种极为迅速的来自灵魂深处的扭曲。这是陈旧的传统教育与怪异的社会发展所共同酿造的怪胎。令人忧虑的是，胎盘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而我们作为教育的工作者大多只能看在眼里，无能为力。
这里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置学校和老师于不顾了，作为正常应试教育竞争的落伍者，当他们幼小的心灵遭到伤害甚至明目张胆的殴打勒索时，他们通常都缺乏使之诉诸正义的起码的勇气或动力，因为在家庭和学校的待遇通过日复一日的积累已在他们内心投下了根深蒂固的阴影，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大多已充满了对光明里正常竞争领先者和作为竞争裁判人的老师家长们本能的恐惧，所以当一种极不合理的痛楚突然的压在他们身上时，他们通常所做的不是解脱或是抗议，而是寻机找着比自己更弱小的同类争取把这一切都转嫁到他们身上，从而自己来获得一种龌龊的快感。
这就是悲剧诞生的根源。